人们都知道，泥土本身并没有审美价值，但精致美丽的陶瓷艺术品却是由它烧制而成。为了解开《牛郎织女》生成之谜，我们需要暂时离开它的成型态，追溯到那个“泥土”的层次。

    在《诗经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初见诸文字的“泥土”。《小雅》中的《大东》篇有云：

    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

    岐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

    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

    睕彼牵牛，不以报箱。

    《大东》篇原是一首表现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。这一节大意是说：银河两岸的织女星、牵牛星，尽管有其名，却不会织布，不能拉车；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，虽身居高位，却无恤民之行，不过徒有其名而已。这里，对织女、牵牛二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，并无任何故事情节。这时人们对二星的认识，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(牵牛)和帝女之桑女神(织女)有关，但还仅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；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，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。然而它又不是同传说绝无关系。因为无论如何，此时的牵牛、织女，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他涵义的称谓。牵牛星、织女星作为一种符号要比1234、甲乙丙丁、ABCD等复杂得多，它们的多义性为人们驰骋自己的幻想、发挥艺术才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此时，它们已作为一种文化因子，开始进入文学这个大系统之中。正是这种“因子”，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。

    到西汉时期，织女、牵牛已被传为两位神人，而且有塑像，面面相对。班固《西都赋》有句：“临乎昆明之池，左牵牛而右织女，似云汉之无涯。”李善注引《汉宫阙疏》云：“昆明池有二石人，牵牛织女像。”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、织女像。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被远远地隔离在湖的两边。台湾学者王孝廉也认为，《西都赋》中牵牛已有人格化的迹象(他认为牵牛的人格化是这个传说形成的“重要关键”，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追求“合理化”情形下的“必然要求”)并据此推断其形成当在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之间。这一观点正与笔者所见略同。当然。此时牵牛织女他们之间是不是恩爱夫妻，或是眷恋的情人，因无充分的材料，尚不好说。但如果认为，在表现二人的关系上，比《大东》篇中又进了一步，并且已经打开了人们把他们想象为夫妻、恋人的大门，可能是并不大谬的。这时，如果爱情的灵感有缘踏入这座“大门”，那么一定可以孕育幻化出优美的诗篇、动人的故事。

   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爱情因素同牵牛、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。其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吟道：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
纤纤濯素手，札札弄机杼；

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
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?

盈盈一水问，脉脉不得语。

    这里的牵牛、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——弄机织布，思念流泪；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。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、织女是夫妻，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，渴望相见，而又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。

   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，是东汉人应劭编撰的《风俗通义》，其中有一段记载：

    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鹊为桥，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，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。(见《岁华纪丽》)

    《风俗通义》以“考论典礼”、“纠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