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说的是公元７３４年。

这一年，李白３４岁，正是盛年，刚结婚，却又走了很多地方。王维大概也是３４岁。杜甫年轻一点，这年２３岁，也在各地游历。世界级的大师全都年轻在一时、一处，今天想来还让人倾心。那时唐代民富国强，天下安适，杜甫曾这样描写一路所见：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”

就在这一年的年初，一位日本学者在长安去世了。他叫井真成，比李白和王维大两岁。他是１９岁那年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中国来的，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字叫晁衡，与李白和王维同岁，后来又成了他们的好朋友。李白的《哭晁卿衡》名传千古。

这是一个充满了青春友情的伟大时代。在那群年轻人中，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本朋友。在李白、王维看来，这些同龄的日本朋友情同手足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家乡比较远，隔着大海。这年，日本朋友井真成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中国了，后来，阿倍仲麻吕也是在中国结束生命的。

当然，更多的是回去了。就在井真成去世后不久，有一个与井真成、阿倍仲麻吕一起结伴到中国来的吉备真备回国了，他大一点，比井真成大４岁，比阿倍仲麻吕、李白、王维大６岁，基本上都算同龄人。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日本大量的汉文典籍，后来一直作官，升到日本朝廷的右大臣，足以左右朝野的文化思维。

当时在中国，也是上上下下文气勃郁、襟怀开阔。连皇帝唐玄宗也愉快地注视着这些年轻的文化天才，以及这些天才们边上的日本朋友。７３４年唐玄宗得知井真成去世的消息后，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。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“日本”，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：“形既埋于异土，魂庶归于故乡。”

就这样，隆重地葬到了历史深处。

坟墓渐渐地被时间的尘土所淹没。尘土间，历史快速而纷乱地行进着。

直到一千两百七十年之后的２００４年，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。再过一年，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。井真成也算是以最辉煌的仪式返回故乡了，只是迟了一点。

正是在这块墓志铭上日本朋友看到了迄今最早对“日本”国号的记载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，站在离这块墓志铭很近的地方。很多日本朋友在久久地排队，轻轻地移步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：“２１世纪的今天，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，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。对我来说，墓志铭的发现，就像听到了超越一千二百年的声音，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！”

此话正合我意。第二天，我便与妻子赶到镰仓平山郁夫先生家拜访，希望与他更多地交换